古乐府 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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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嘐嘐兮台怀忧,兄弟表里兮台心求。黄金门,白玉堂。

置酒恺乐,荣华有光。桃伤李僵,尔如或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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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

张载

张载,安平(今河北安平)人。生卒年不详。性格闲雅,博学多闻。曾任佐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职。西晋末年世乱,托病告归。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都以文学著称,时称“三张”。其中,载、协相近,亢则略逊一筹。《文心雕龙》说:“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一说,“三张”指张亢与张载、张协二人。 105篇诗文

猜你喜欢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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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天道幽深而玄远,鬼神之事渺难算。

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年少已知心向善,五十四岁犹勤勉。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二十岁上遭时乱,三十丧妻我独鳏。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旱天烈日似火烧,害虫肆虐在田间。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风雨交加来势猛,收获不足纳税钱。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夏日缺粮长饥饿,冬夜无被受冻寒;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夜幕降临盼天亮,日出却愿日落山。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我命自苦难怨天,遭受忧患心熬煎。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死后名声何足叹,在我视之如云烟。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慷慨悲歌孤独心,唯有知音晓哀怨。

参考资料:

1、 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0-73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怨诗楚调:汉代乐府《相和歌》中有《楚调曲》,《楚调曲》中有《怨诗行》,简称怨诗。庞主簿:指庞遵,字通之,诗人的朋友。古代官府,上自御史府,下至州县,都有主簿一官,职掌簿书。邓治中:其人名字与事迹不详,亦为诗人之友。汉置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为州之佐史。居中治史,主众曹文书,故名治中。“天道”二句:是说鬼神之事渺茫难知。天道:天理。

结发念善事,僶(mǐn)(miǎn)六九年。
结发:束发,指十五岁。此处指青年时。善事:做好事。僶俛:勤奋努力。六九年:五十四岁。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弱冠:指二十岁。其时体尤未壮,故称弱冠。逢世阻:陶渊明年轻时,时局非常混乱,前秦曾大举入寇,江西一带又遭遇饥荒,所以说“逢世阻”。始室:三十岁。丧其偏:古代死去丈夫或妻子称为偏丧,这里指丧妻。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zì)中田。
“炎火”句:此句是说,酷热的阳光老是像火一样的燃烧。指遭到了旱灾。螟(míng)蜮(yù):螟和蜮是危害禾苗的两种害虫。泛指害虫。恣中田:在田里肆意为害。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chán)
廛:古时一户占用地。不盈廛:不满室。谓所收获粮食不多。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长抱饥:一作“抱饥长”。夏日长,抱饥时间也长。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造:至。乌:指太阳。相传日中有三足鸟,故称太阳为金乌。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离忧:遭遇到忧患。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名:名声。当时陶渊明已有高隐之名。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锺期:即钟子期,春秋时楚人,是伯牙的知音朋友。《列子 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这里用以指庞主簿、邓治中,意思是说他们一定也能像钟子期那样体会到这“悲歌”的含义。信:诚然。

参考资料:

1、 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0-73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48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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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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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
鸱鴸出现在城里,国内便有放逐士。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
想那楚国怀王时,此鸟必定常飞至。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青丘之山有奇鸟,独自出现人不知。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本来就为迷者生,不必晓喻贤君子。

参考资料:

1、 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8-255

(chī)(zhū)(xiàn)城邑,其国有放士。
鸱鴸:鸟名。见:出现。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
怀王:楚怀王,战国末期楚国君主。屈原便在怀王时被放逐的。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参考资料:

1、 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38-255
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此诗用《山海经》中两则奇异之鸟的神话,来表达诗人对政治时事的感慨,其内涵具显隐两重。从表层看,含义颇为明确,古今学者多有解说。大致而言,是采《南山经》所记述的鸱鴸、灌灌故事: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鸣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通过对当年楚国屈原被放而怀王不悟,终至亡国的历史教训的回顾,影射批评东晋政权在用人上的亲信邪佞,疏放忠良,不重正士。此层含义,感慨极深,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也很强烈,它们一方面体现了渊明在当时特有的关于“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的治国尚贤重士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诗人自己在东晋社会里所深切体会到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的感士不遇的家国身世之叹。如进一步对此诗的深层含蕴进行探索,可以发现,此诗还在一层奇幻迷离的神话气氛遮蔽下,隐含有陶渊明对当时敏感政治时事的进一步揭露之成分。具体而言,此诗在引用《山海经》传说时,也利用上古神话系统,借“鸱鴸”之语言符号,暗示了恭帝被害的历史真相,在命义上,与诗人大致在同一时期所作的《述酒》有异曲同工之处。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9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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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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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锺。故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斯其大较也。然‘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戚”本作“感”,又脱同字,依《世说·文学篇》注改补。)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而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叹美邪?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有秦客向东野主人发问道:听说前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亡国之际的音乐哀伤而怀思。”太平和混乱是政治上的事,却在音乐上得到应和,所以哀伤怀思的感情就体现在金石上,安定快乐的形象就表现在管弦中。另外孔子聆听韶乐,了解了大舜的德行;季札听音乐,知道了各国的风气。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前辈贤人从未怀疑过。现在您却以为声音没有哀乐,这是什么道理?如有好的见解,请说出来让我听听。主人回答说,这个道理沉埋已久,没人愿意发掘阐发,所以使得历代的人都搞乱了名实,现在承蒙您的启发,我就来粗略地说一说它的道理。天地共同运作,万物借以生长,寒来暑往,五行因此形成,表现为五色,发出为五声。声音的产生好比是气味散布在天地之间。声音的好和不好,虽然会遭遇到浑浊混乱,但是它的本体却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哀乐而改变性质呢。等到各种音调会合在一起,声音和谐,这是人心最高的愿望,情欲集中的所在。古人知道情感不能放纵,欲望不可穷极,所以就借着他所享用的音乐,常常加以节制,使得人们哀怨而不至于伤心,快乐又不至于过分。人们根据事物的性质给予相应的名称,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称号,例如哭泣就称为悲哀,歌唱就称为快乐,这是一个大体的情况。然而孔子说“音乐啊,音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同样道理,悲哀呀,悲哀呀,难道指的只是哭泣吗?由此说来,玉帛之类的礼品不是诚敬之心的实体,歌唱哭泣也不是哀乐的主宰呀。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各地的风俗不同,歌哭所表示的意思也不同,假如打乱了来使用,有的人就会听到哭泣感到高兴,有的人则会听到歌唱觉得悲哀,然而他们心中有哀乐之情却是一样的。现在用同样的哀乐之情却发出了千差万别的声音,这不是说明了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吗?然而声音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是最能感动人的,辛劳的人歌唱自己的遭遇,快乐的人用舞蹈来表达他们的快乐。心中有悲痛之情,就会说出哀伤激切的话,把话组织起来就成了诗,把声音组织起来就成了音乐。人们一起歌咏,围聚在一起倾听,内心被和声打动,感情受到悲苦的语言的感染,叹息还没有止息,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悲哀之心藏在心中,遇到和声便发泄出来,和声没有形象,但是悲哀的内心却是有主宰的。以有主宰的内心,借着没有形象的和声然后发泄出来,他所感觉到的,也只有哀伤而已。他哪里知道“大风吹着万千孔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孔穴自己发出的,却不关大风”的道理呢?风俗的流播于是成了政事的反映,所以史官要弄清政治教化的成功和失败,考察一国风气的兴盛和衰退,抒发感情,讽刺统治者,所以说“亡国之音哀伤而怀思”啊。喜、怒、哀、乐、爱、憎、惭、惧,这八种情感是老百姓用来接触外物传达感情,区别物类的名称,是不可乱用的。味道用甘苦来称呼,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因为甲品德好而喜欢他,因为乙愚蠢而讨厌他,那么喜欢或者讨厌就应该是属于我的感情,贤和愚就应该是属于对方的品性,难道可以因为我喜欢那个人就称他为喜欢的人,我讨厌那个人就称他讨厌的人吗?我喜欢这种味道就称之为喜味,我怒恨这种味道就称之为怒味吗?据此说来,客体和主体有不同的功能,他和我就应该用不同的名称。声音本来就是以好和不好作为主体,跟哀乐没有关系;哀乐本来就是感情受到激发以后发露的结果,与声音无关。误配的名实全都分离,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况且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考察礼制,以此来辨别风雅,哪里只是根据声音来判断优劣呢?又孔子聆听韶乐,感叹音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哪里就一定是仅凭声音才知道虞舜的德行,然后赞叹呢?现在我粗略地说明一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个大概了。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邪?”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邪?”
  秦客诘难说,诚然,各地的风俗不同,唱歌哭泣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然而人们哀乐的感情却不能不表现出来。内心受到触动,声音便从心中发出,虽然寄托于别的声音,借寓在余响里,善于听音乐的人总还能听懂,不会让音乐中的感情错过。从前伯牙弹琴,钟子期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下人敲磬,子产就知道他内心悲哀;鲁国人早晨哭泣,颜渊知道他与儿子分别。这几位哪里是从固定的音符中得到智慧,在曲调中受到验证呢?内心悲哀神色就会发生变化,感情悲伤声音就会变得哀切,这是自然的反应,不可缺失,只有精神清明的人才能精通。善听音乐的人不会因为声音众多感到困难,不善听音乐的人也不会声音单调就感觉容易。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听音乐的人就说音乐没有可以听懂的途径,看到各地风俗的多变就说声音中没有哀乐。您又说:贤德的人不应该用爱来称呼,愚笨的人不应该用憎来称呼。然而这也是因为有了贤德才会引起别人的爱,有了愚笨才会引起别人的憎,只是同一个主体不该共用两个名称啊。哀乐的产生也是有缘故的,这是声音使我悲哀,声音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确由声音引起,那声音中有哀乐就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将名实分离开来呢?您又说,季札采集诗歌,考察礼仪,以此来辨别风雅;孔子感叹《韶》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不已,这是什么话啊?况且师襄演奏乐曲,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师涓奏乐,师旷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哪里是讲明诗意后才下判断,演习礼仪后才作评论的呢?这都是直觉领悟,用不着等到积累了平日的见闻就已经能判断好坏了,所以前代史书当作佳话记载下来。现在您凭借着浅陋的见闻,用您的见识为标准来作判断,这不是抹杀了前人精细的见识,辜负了夫子神妙的体察吗?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锺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锺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无常,锺子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以尽此,而推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大罔后生也。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不为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虽然歌唱、哭泣所表示的意思千差万别,但善于听声的人总能够听懂,不用借助于固定的声音,也无须用曲调来验证,钟子期一类人就是如此。这是因为虽然内心悲哀的人表面上说说笑笑击鼓跳舞,内心喜悦的人表面上捶胸哀叹,却仍然不能控制外表,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用假象来欺骗旁人啊,您却认为这已经说明声音是不固定的,仍说是声音中有哀乐啊。您又说,季札听音乐借此了解各国的风俗,师襄奏曲子,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照您这样说起来,那就是文王的功勋品德和风俗的盛衰都可以体现在声音里;声音的强弱也可以传递到后世;师襄、师涓的灵巧又能在将来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皇五帝的事迹就不会在今天断绝,哪里只会残留寥寥几件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表现文王的曲子就会有固定的曲调,《韶》、《武》的音乐也有一定的旋律,不会搀杂着其他的变化,奏出别的调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前您所说的声音与感情没有固定的搭配,钟子期听音乐触类旁通的说法,就说不通了。如果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钟子期触类旁通的事真的是有的,那么说孔子识别精微,季札善于听乐,就是虚妄不实的。这都是俗儒随意乱记,想要让天下人迷惑声音的道理,不说音乐的道理不过如此,只是让人觉得音乐神秘难懂,恨不得当下就遇到善听的人,羡慕古人而自叹不如,这就是他们用来欺骗后人的方法啊。依类推理辨别事物应该先求得自然的道理,道理确定以后,再借古义来证明它。现在您还没有在心中求得这样的道理,却只是依凭前代的记载作为言谈的根据,照此推论下去,恐怕就是最精于算计的人也是无法掌握的啊。您又诘难说,哀乐的产生如同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这就是说,音乐使我悲哀,音乐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真由声音而起,那就说明声音中是有哀乐的。色彩有好看的和难看的,声音有好听的和难听的,这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至于爱还是不爱,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感情的变化,心理对事物的反应只限于这一点,但都与内心的感情没有关系,只是接触到外物之后形成的。至于哀乐却不然,本来是因为碰到事情,预先郁结在心中,只是借着和声而发泄出来;所以前面已经说明了声音与感情并不固定,现在再借这个话题来确定它们的名实关系。不是说哀乐借着声音发泄出来,就像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一样啊。然而和声感动人心如同美酒激发感情一样。酒以甘苦为属性,而醉酒的人却用酒来发泄感情。人们见到有人借音乐来发泄自己的悲欢,就说音乐是有哀乐的,其荒谬就像不能因为看到有人借酒宣泄,就说酒中有喜有怒一样。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今蒙瞽面墙而不悟,离娄昭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痛之听,而猜锺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秦客诘难说:通过观察气色来考知内心,这是天下通用的方法。人心变化于内,神色相应地表现于外,这是明显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您不怀疑。声音是精气激发的结果,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声音也就有高有低。神色的变化和声音的变化都表现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对声音反映内心这一点却偏偏要怀疑呢?既然喜怒哀乐会表现在脸色上,那么哀乐也应该体现在声音中。声音本来就是有哀乐的,只是不懂的人听不懂罢了。至于钟子期一类人,虽然遇到不固定的声音,却依然能聪颖地独自领会。盲人即使站在墙壁前也仍然一无所见,而离娄站在百尺之外却能把细毛看得清清楚楚,据此说来,人们视力的强弱的确不一样。不能以盲人的视力为标准,怀疑离娄明锐的视力。用一般人的听力,去猜疑钟子期的听力,把古人的记载统统说成是虚妄不实的。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设使从下,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乃以水济水,孰异之哉?”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乐曲也就有高有低。哀乐之情一定体现在声音里,钟子期之类的人虽然听到了不固定的声音,却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浊氏和质氏的致富,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的饥饿、卞和的冤屈、伯奇的悲哀、蔺相如的满怀愤怒、陈不占的恐惧,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态,假如让他们每个人各唱一首歌,一起来弹几声琴音,那么钟子期这样的人一定会听出各自的情感了。您的意思是说,听声音的人不会因为乐曲的多少改变思路,考察感情的人也不会因为声音的大小觉得有什么不同,只要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就能识别其中的意思。如果声音是从地下发出的,那么师旷这样的人也应该会吹动律管来考核它的声音,判断南风是否强劲,区别雅声和郑声的淫荡和雅正吗?吃辛辣的食物而流泪与大笑而流泪,烟熏眼睛而流泪与悲伤难过而流泪,同样都是流泪,如果让易牙来品尝,一定不会说高兴的眼泪是甜的,哀伤的眼泪是苦的,这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肌肉汗液一受到挤压便流了出来,与高兴和哀伤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是过滤酒的布袋筛子,虽然榨酒的工具不同,但酒味却是不变的。声音也是从身体中发出的,为什么偏偏就包含着哀乐的道理呢?况且《咸池》、《六茎》、《大章》、《韶》、《夏》,这些都是先王最好的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鬼神的。如果现在一定要说声音没有不体现主体,传达他的感情的话,那么最好的音乐就一定不能托付给盲人乐师,一定要圣人亲手演奏,这样才能使雅正之音得以保全。“舜命令夔敲击石头,各种声音和谐鸣响,天神和凡人其乐融融。”据此说来,最美好的音乐虽然由圣人创作,却不一定圣人亲自演奏。为什么呢?因为声音有自然的和谐,却无关人的感情。和谐的声音是成功于金石一类的乐器,最美的乐声也是从管弦乐器中得到的。纤细的毫毛本身还是有形体可以被观察的,所以离娄和盲人的目力高下可以据此判断,假如用水来增加水的话,谁还能来加以区别呢?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秦客诘难道:虽然各种比喻都有缺陷,足以招致非难,然而基本的道理应当还是可以说明的。像介葛庐听到牛叫就知道它的三条小牛都成了牺牲;师旷吹起律管就知道南风不强劲,楚军必失败;羊舌母听到小儿的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将倾败家室。所有这些事例都见效于古时,所以都见于记载。据此推论,那么盛衰吉凶没有不包含在声音里的。现在假如还把这些事都说成是虚妄,那么从前的记载都要成为废弃之物,毫无用处了。如果说这就是通达的言论,那是不够妥帖的。如果您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显示出所以如此的原由,如果论点和事实都说得通,我希望能再聆高论。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主人回答说:我以为能举一反三的人,只要能懂得意思是可以忽略言辞的,所以我前面的论述就简略而不详尽。现在又有劳您反复发问,我怎敢不充分地表达我的意思呢?鲁牛能知道它的小牛连续成为牺牲,为三条小牛的丧生而伤心不已,满含悲怨多年,向介葛庐诉苦。这是因为牛心与人心相同,只是跟兽的外表不同而已。但这样的事又是我所怀疑的。况且牛不是人类,没有相通的途径,假如鸟兽都能说话,介葛庐秉性不同独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这是因为他懂得了它们的语言,进而和他们来讨论事情,这就好比译者传译不同的语言,这不算是因为考察声音才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就构不成非难我的理由。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只要接触外物就能通达理解,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姑且先来讨论容易理解的事。请问:圣人刚入胡地是不是就应该会懂得胡语,诘难者一定会说,懂得的。那么怎么解释他掌握胡语的道理呢?我愿借您的诘难来确立一个判断认识的标准。也许是与胡人接触而懂得了他们的语言吧?还是吹律管来校验它们的声音呢?还是观察人的气色因而了解他们的内心呢?(如果是观察气色来了解内心的话),那么了解内心根据的是气色,虽然不说话,人们仍然是会知道的,了解内心的途径可以不必通过语言。如果是通过吹律验声来了解人的内心的话,那么如果对方心里想着马却误说成鹿,那么考察的人就应该由口说的鹿知道他心中想的是马。这说明内心没有配合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心意。如果是与人接触而懂得了对方的语言,那么这和小孩子跟老师学习语言,然后懂得对方的意思一样,那又算什么聪明值得夸耀呢?语言不是自然一定的东西,各个地方风俗不同,同样的事物称呼不同,只是随便用一个称呼作为事物的标志罢了。圣人通晓道理,所以说自然存在的一切都可以寻出它的理路,无论多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这样:)假如道理不通,那么虽然是很近的东西他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域外之言是不能勉强懂得的。以此类推,介葛庐听不懂牛鸣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您又诘难说,师旷吹律管,知道南风不强劲,多暗示楚国失败的声音,但这又是我所怀疑的。请问师旷吹律管的时候是楚国之风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楚风距离晋国有千里之遥,律管的声音到不了楚国。如果是正好认出了楚风来到了律管中呢,那么楚国的南面有吴国、越国,北面有魏国和宋国,如果看不到它的源头,又怎么能认出是楚风呢?大凡阴阳二气相互激荡,然后形成风。气与气互相感荡,碰到大地才发出风来,怎么会风在楚国形成却跑到晋国来了呢?况且律吕分四季之气,季节到了气就发动,音律应和,灰也移动,这都是自然的因果联系,不需要借助人来发生作用。上生下生,这是用来协调五声的和谐,安排刚柔位置的方法。然而音律有一定的声响,虽然冬天吹中吕,它的音还是丰满而没有减损。现在用晋人的气息去吹没有减损的音律,楚国的风怎么能进入律管与晋人之气一起变化呢?风没有形状,风声和音律不相通,那么验证事理的地方(晋国)与声律无关,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该不会是师旷见多识广,自己知道胜败的迹象,想要稳固众人之心,就假托神秘,如同伯常骞答应许景公长寿吧?您又诘难说:羊舌母听到小孩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会败家。那我再要请问:羊舌母是怎么听出来的?是因为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呢?还是因为曾经听到小孩的哭声像这样的粗大而不祥,今天的哭声像从前的哭声一样,所以知道他会败家呢?如果是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话,那就不符合声有哀乐的道理。虽说是听小孩啼哭,却不是从小孩哭声中得到验证的。如果因为过去听到的哭声不祥,就认为现在的啼哭也一定不祥,那是用甲的声音为标准来考察乙的哭声。声音对于人心,犹如形体对于人心。有形貌相似而内心不同的,也有形貌不同却内心一样的。何以见得呢?圣人内心的道德都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形貌却各各不同。如果内心一样却形貌不同,那又谈什么观察外形来了解内心呢?况且嘴巴激发气息发出声响,与箫笛受到气息发出声响又有什么不同呢?哭声的好还是不好,并不由小孩嘴巴的好坏决定,就像琴瑟的清浊不取决于演奏者技巧的高低。内心能辨别乐理,又善于评论,却不能将箫管演奏得流畅顺利,这就像盲人乐师虽然精通作曲,却不能把乐器演奏得悦耳动听一样。乐器不借助巧妙的盲人乐师而优良,箫管也不因为聪慧的内心而更流利。那么内心和声音明显是两回事。既然这确是两回事,那么想要考察感情就不应停留在观察外貌上,了解内心也不须借助于声音。考察者想要通过声音来了解内心,这不是不得要领吗?现在晋国的阳舌母没有经过考察验证,一味相信昨天的声音,用来证明今天的啼哭,这岂不是偶然碰对了前代的一件事,好奇的人便跟着称扬吗?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秦客诘难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跑为羞耻,这是为了保全自己。现在我心里还不满足,再要从其他方面来加以诘难。现在心情平和的人听到筝笛琵琶的声音,就形态浮躁,心情激动;听到琴瑟的声音,就形态安静,内心悠闲。同样的乐器中,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感情就随之变化。奏起秦地乐曲,听众就会赞叹羡慕,慷慨激动;奏起齐楚之音,听众就会情思专一;奏起悦耳动听的乐曲,听众就会欢快放松,心满意足。心情随着乐声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如果烦躁和宁静是由乐声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哀乐排除在外,只说音乐是至和之声,没有什么感情不能被触发,把大同归于声音,把众多的变化归于人的感情呢?这岂不是只知道一方面却不知道另一方面吗?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琵琶、筝、笛令人烦躁激越。又说,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情感便随之变化。这确实是常常让人感觉到的。琵琶、筝、笛,声音短促而高亢,变化多而节奏快。用高声统领快节奏,所以就使人形体烦躁,心情激越。这就如同铃铎之声让人警觉,钟鼓之音令人惊心,所以有人说“听到战鼓声,就怀想指挥官。”这是因为声音有大小,所以会让听众有激烈或安静的感觉。琴瑟这种乐器,声音悠长而低沉,变化少而声音清。音低沉加上少变化,如果不凝神静听,就不能充分领略清和之音的至美,所以听众便会形态宁静而内心安详。曲调不同就像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大多沉重,所以听众的感情便专一;旋律变化少,所以听众的思虑便专注。好听的曲子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会聚了五音的和声,它的本体丰富而作用广泛。因为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所以听众的心便受到各种情况的牵制;因为会聚了五音的和声,所以听众便欢乐放松,志得意满。然而这些乐曲都是以单调、繁复、高亢、低沉、好听、难听作为属性的,而听众的感情则以烦躁、宁静、专一、放松作为反应。这就好比人们在都市游览观赏,就会随意观望,心情放松;聆听乐曲,就会静心思虑,容貌端庄。这就是说,声音的本体完全在于节奏的快慢。听众感情对乐曲的回应,只限于烦躁和宁静。(这一段中嵇康用两类事例来说明“躁静由声”的道理。乐器的特性和曲调的旋律都会使听众引起不同的感受,这里心对于声的反应是被动的,那么能不能据此进一步推论说,哀乐也是由声引起的呢?嵇康的回答是否定的。“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接收者受到音乐的感染只限于躁静这种接近于生理反应的现象。这里要思考躁静与哀乐同样都是属于欣赏者的心理感受,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曲调常常不一样,听众的感情对待曲调的变化,就好像滋味不同嘴巴总能辨别一样。滋味虽然很多,但都是美味;曲调虽然多样,但都是和谐。美味有甘甜,音乐有和谐。然而乐曲的情调,全都止于和谐的声音。品尝美味的嘴巴,全都止于甘美的味道,哪里会有哀乐之情容留其间呢?然而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理解,把内心情感宣泄出来。如果内心平静和谐,哀乐适中,那就没有什么需要首先发泄的偏重之情,所以得到的感应就只是烦躁或宁静。倘若有感情需要发泄,就是预先有感情占据内心,就不是平静和谐的心态。据此说来,烦躁、宁静是音乐的功效,哀乐是听众感情的主使,不能因为见到声音有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也是由声音引起的。况且声音虽有强烈和宁静,却各有一种和谐。和谐所感发的情感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来的。何以见得呢?宾客满堂,酒喝得尽兴时奏起了音乐,有人听了高兴得欢笑,有人听了悲伤得哭泣。这不是演奏的曲子把悲哀递给那个人,把欢乐送给这个人;音乐跟从前没有什么不同,听众却有欢乐悲伤不同反应,这不是同《庄子》中讲的大风是同一的,但从各种孔穴中发出的声响却是千差万别的道理一样吗?音乐正因为不包含喜怒,也就不包含哀乐。所以才能让听众的欢乐和悲哀一起呈现。假如借助不固定的声音,汇聚成统一的音乐,它所表达的都有一定的意思,那又怎么能统领各种思想,引发各种不同的感情呢?由此说来,声音以平静和谐作为自己的本体,却能感发不同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以所等待的外物为主,受到感触便发泄出来。这样的话,音乐与内心感情实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轨迹,是不相交织的,怎么能把音乐的太和境界和哀乐之情搞在一起,把虚名加在哀乐之情上呢?秦客诘难说:您说强烈和平和的音乐各自有一种和声,和声所激起的感情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的,所以喝酒痛快时弹琴,会有人感到快乐,有人觉得悲哀。这是说偏重之情先积存在内心,所以内心快乐的人听到哀伤的音乐会将欢快之情发泄出来,内心悲哀的人听到欢乐的曲子也会将悲情流露出来。音乐本来是有确定的哀乐的,只是声音感化人比较缓慢,不能在仓猝间对听众发生作用,替换掉原来的感情。所以偏重之情接触到外物就发露出来,使听众中怀有悲哀和喜悦的人会同时产生反应。虽然哀乐二情同时表现,但对声音中包含哀乐的道理又有什么损害呢?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哀乐本来就有一定的声音,只是偏重之情不能一下子被替换,所以内心悲伤的人听到快乐的声音会感到悲哀。即使像你所说的声音有一定内容的话,那么如果重新演奏《鹿鸣》,这是快乐的曲子,如果让悲伤的人听到,虽然乐曲感化人缓慢,只是不能让他变得更高兴罢了,怎么会反而增加他的悲哀呢?就像一把火炬的火,虽然不能让屋子温暖,但也不应该再增加寒冷呀。既然火不是增加寒冷的物品,那么乐曲(《鹿鸣》)也就不是增加悲哀的器具。在厅堂上演奏曲子,听众中会同时感到欢乐和悲哀,实在是因为“至和”之声诱发了听众积存的感情,所以才使受到外物触发的感情得以充分地发泄出来。您诘难说,偏重之情遇到外物便流露出来,所以使得哀乐之情同时得到反应。说到哀伤,有时是因为见到死者生前的坐几和手杖而流泪,有时是因为看到了死者生前用过的车子和穿过的服装而悲哀,只是为人死物在而感伤,为事迹显著人却离世而痛心。悲哀之情所以积聚都是有来由的,并不是头碰到地就会产生悲哀,面对筵席就会流下眼泪,现在没有坐几、手杖来触发感情,听到了和声就掉下眼泪,这不是和声所引起的感情无不出于自身的吗?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秦客诘难说,您说喝酒畅快时弹起琴来,听的人有的欢快,有的悲哀,想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偏重之情受到外物触动而发露。现在且让我凭心而论,再用实际效果来验证。人心不快乐就悲伤,不悲伤就快乐,这是情感的大致情况。然而哭泣是悲哀的极点,笑声是欢乐的表现。聆听齐楚之曲的人,只看到他们脸上有哀伤的表情,却从未见到他们露出欢笑的容貌。这一定是齐楚之曲是以哀伤为本的,所以听众都对乐曲作出相应的反应。哪里只是因为乐曲多沉重而少变化,才导致听众精神专一,思维集中呢?如果听众真的哭泣了,那么音乐中有哀乐就完全可以肯定了。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虽然人的感情受到哀乐的感发,但哀乐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再说哀乐的极致不一定都有同样的表现。小悲哀只是容貌上有变化,强烈的悲哀就会哭泣,这是悲哀通常的表现。小快乐只是神色喜悦,极度的快乐就会发出笑声,这是快乐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亲人安宁,自己就会快乐而放松,无拘无束。等到处在危急的关头,勉强能过得去就算是成功,那么即使高兴也不会手舞足蹈。据此说来,这时的手舞足蹈还比不上先前的自在安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笑容虽然出于欢快的心情,却自有形成的道理,并不是响应声音的器具。这是因为快乐虽然应声而起,实际上却是自己得到的。悲哀之情受到感触,以流泪作为表征。流泪因为容貌发生变化容易被人们发现,自在安闲是精神宁静,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人们只注意到他们容貌的变化,却看不出不变神色中的内心情感;能够区别外在的变化,却不能体会他的内心感情。然而欢笑不体现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难道只是齐楚之音吗?现在不到悠闲的内心中去寻找快乐,却因为听音乐时没有现出笑容就说齐楚之音悲哀,岂不是只知道悲哀,却不懂得快乐吗?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忄舀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然则郑卫之音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幸重闻之,以悟所疑。”
  秦客问道:孔子说过:“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如果照您所说,所有的哀乐之情都不包含在音乐中的话,那么改变风俗又靠的是什么呢?另外,古人谨慎对待靡靡之音,抑制淫荡的音乐,所以说“要摒弃郑声,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然而郑卫之音……,敲击鸣球来协同神和人的关系。请问郑声、雅乐风格盛衰的极点在何处?风俗的改变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才取得?希望听到您的指教,以解除我的疑惑。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亻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若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主人回答道:人们所讲的改变风俗这种情况,一定紧承在社会衰弱之后。古代的王者,上承天命治理万物,一定尊崇万事简单易行的教导,实行清净无为的治理。君王清静无为地身居高位,臣民恭顺地居于下位,潜移默化,天人和谐安宁,干枯的万物都沉浸在雨露中,宇宙群生都沐浴在幸福中,扫荡尘土污垢,人民安宁快乐,各自追求幸福,默默遵从大道,人们胸怀忠义,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和谐之情充满心中,安详之气流露于外,所以用唱歌、跳舞来宣泄感情。然后再用辞采来修饰它,用风雅的音乐来宣扬它,用乐曲来传播它,用“太和”之音来激发它,引导他们的精神气质,养成他们的感情,顺应他们的情性,把它们引上正途并使它们明显起来,使他们的内心与理一致,情感与音乐互相应和,沟通融合,以成就它的美。所以欢乐的感情体现在乐器里,光明正大的感情表现在音乐中。如此推广开去,那么各国都受到感化,如同花草茂盛,秋兰吐香,没有约定却大家共同信守,没有商量却大家同心协力,默默地相爱,就好象展开了锦绣绮罗,真是光彩夺目啊。大道的隆盛,没有比这更兴旺的了,太平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彰显的了。所以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法了。”然而音乐作为本体是以人的精神为主的。所以没有声响的音乐是老百姓的父母啊。至于各种音调汇集,人们爱听的那种曲调,也都总称为音乐,然而风俗的改变,却不是依赖这种音乐的啊。声音和谐地组织在一起,这是人的感情所不能克制的。所以古人知道情感不可放纵,便抑制它泛滥;知道欲望不能断绝,便引导它走上正轨。(按,这又在无形中走向了声有哀乐论)所以制定了可以奉行的礼节,创作了可以引导感情的音乐,使得嘴巴不充分享受天下的美味,音乐不穷尽美妙的声音,找出首尾的适合部分,寻求聪明和愚笨的中间点,确立标准,让远近的风俗一致,享用却不用光,这也是用来凝结忠信,表示内心不变的方法啊。然后学校教育也紧紧跟上,让乐器与礼器并存,舞蹈与礼节一起使用,雅正的言论与美妙的音乐一起发出。使人要听到这个音乐,必定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要观看这种舞蹈,必定会尊崇这种礼节。礼节好比是宾客主人见面,先行升降之礼,然后再应酬往返。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分寸,声音的节奏,作揖谦让的礼仪,举动的度数,都要互相配合,合为一体。君臣在朝廷上使用,平民在家庭里使用。少年时学习,到年长仍不懈怠,内心安宁而坚定,一天天地改掉缺点,走向善良。然后用敬重之心来对待,用稳重的态度来坚持,时间虽久却不改变,然后教化成功。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所以朝觐宴会聘问设宴,美好的音乐一定是有的。所以国家的史官采集反映风俗盛衰的诗歌,交付给乐工,用乐器演奏出来,使说话的人不会以言获罪,听到的人能够引起充分的警戒,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至于郑声,是音乐中最美妙的。美妙的音乐打动人,犹如美女迷惑人使人丧失志向。沉溺于游乐美酒,容易抛弃正事,如果不是非常杰出的人,谁能抵御这种诱惑呢?先王担心天下沉溺于享乐而不返回正道,所以具备了八音,却不亵渎这种声音;保有太和之声,却不穷尽它的变化;捐弃曲折细微的声调,使人们欢乐却不过分,犹如祭祀仪式上的大羹不用五味调和,不穷尽鲜美的滋味。至于那些平庸浅近的音乐,声音并不好听,又不是人们喜欢的。假若统治者离开了正道,国家丧失了秩序,男女私奔,淫乱没有节制,那么风气因此发生变化,风俗因为爱好而形成。崇尚他所向往的,那么人们就会肆意乱来;喜欢做他们习惯的事,那又怎么批评他们呢?他们依托声音,配上乐曲,拉长了声调,真诚的内心被语言所打动,内心被和声所感动,风俗一起形成,因此就用郑声来称呼它。然而被指称的音乐,其中并没有淫荡邪恶。淫荡与端正同出于本心,这样雅声和郑声的本体也就可以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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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挽歌辞三首

: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人命有生必有死,早终不算生命短。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昨晚生存在世上,今晨命丧赴黄泉。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游魂飘散在何处?枯稿尸身存木棺。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娇儿找父伤心啼,好友痛哭灵柩前。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死去不知得与失,哪还会有是非感?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千秋万岁身后事,荣辱怎能记心间?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只恨今生在世时,饮酒不足太遗憾。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生前贫困无酒饮,今日奠酒盛满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春酒清香浮泡沫,何时能再得品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佳肴满案摆面前,亲友痛哭在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想要发言口无声,想要睁眼目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往日安寝在高堂,如今长眠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一朝归葬出门去,想再归来没指望。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茫茫荒野草枯黄,萧瑟秋风抖白杨。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已是寒霜九月中。亲人送我远郊葬。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四周寂寞无人烟,坟墓高高甚凄凉。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马为仰天长悲鸣,风为萧瑟作哀响。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墓穴已闭成幽暗,永远不能见曙光。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永远不能见曙光,贤达同样此下场。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刚才送葬那些人,各自还家入其房。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亲戚或许还悲哀,他人早忘已欢唱。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还有何话讲,寄托此身在山冈。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非命促:并非生命短促。意谓牛死属于自然规律,故生命并无长短之分。

昨暮(mù)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昨暮:昨晚。同为人:指还活在世上。今旦:今晨。在鬼录:列入鬼的名册,指死去。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魂气:指人的精神意识。散何之:散归何处。枯形:枯槁的尸体。奇空木:安放于棺木之中。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索:寻找。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千秋万岁:千年万年,形容岁月长久。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zhàn)空觞(shāng)
湛空觞:是说往日的空酒杯中,如今盛满了澄清的奠酒。

春醪(lǎo)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春醪:春酒。浮蚁:酒面上的泡沫。

(yáo)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肴案:指摆在供桌上的盛满肉食的木盘。肴:荤菜。案:古代进食用的一种短脚木盘。盈:指摆满。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乡:指荒草丛生的坟地。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出门去:指出殡。夜未央:未有尽头,遥遥无期。良:确,诚。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何:何其,多么。茫茫:无边无际的样子。萧萧:风吹树木声。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严霜:寒霜,浓霜。送我出远郊:指出殡送葬。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jiāo)(yáo)
无人居:指荒无人烟。嶣峣:高耸的样子。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马:指拉灵枢丧车的马。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zhāo)
幽室:指墓穴。朝:早晨,天亮。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贤达:古时指有道德学问的人。无奈何: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指皆不免此运。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向:先时,刚才。各自还其家:《文选》作“各已归其家”,兹从逯本。

亲戚(qī)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已歌:已经在欢快地歌了。是说人们早已忘了死者,不再有悲哀。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ē)
何所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托体:寄身。山阿:山陵。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参考资料:

1、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99-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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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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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青翠的松树生长在东园里,荒草埋没了它的身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等到寒霜凝结的时候,其他植物都枯萎了,这才显现出它卓尔不群的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在一片树林中人可能还不觉得,单独一棵树的时候人们才称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我提着酒壶抚弄寒冬中的树干,有时候又极目远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我生活的世界就是梦幻一样,又何必被俗世的尘嚣羁绊住脚步呢。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58-559页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没其姿:掩没了青松的英姿。其:一本作奇。

凝霜殄(tiǎn)异类,卓然见高枝。
殄:灭尽。异类:指众草。卓然:特立的样子。这两句是说经霜之后,众草凋零,而青松的枝干却格外挺拔。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连林:松树连成林。人不觉:不被人注意。独树:一株、独棵。众乃奇:众人认为奇特。奇:一本作知。

提壶抚寒柯(kē),远望时复为。
寒柯:指松树枝。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jī)
何事:为什么。绁:系马的缰绳,引申为牵制。尘羁:犹尘网。这句和上句是说人生如梦幻,富贵功名把人束缚够了,为什么还要受它的羁绊?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58-559页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经过孔子的这一指点,松柏之美,便象征着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集体意识。中国诗歌亦多赞叹松柏之名篇佳作。尽管如此,陶渊明所写《饮酒》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仍然是极有特色。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青松之姿,挺秀而美。生在东园,却为众草所掩没。可见众草之深,其势莽莽。青松之孤独,也不言而喻。“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殄者,灭绝也。,异类,指众草,相对于青松而言。枝者,谓枝干。岁寒,严霜降临,众草凋零。于是,青松挺拔之英姿,常青之秀色,乃卓然出现于世。当春夏和暖之时节,那众草也是青青之色。而况草势甚深,所以能一时掩没青松。可惜,众草究竟经受不起严霜之摧残,终于是凋零了。“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倘若青松多了,蔚然连成松林,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便难以给人以强烈印象。只是由于一株青松卓然独立于天地之间,人们这才为之诧异了。以上六句,构成全诗之大半幅,纯然出之以比兴。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所说,是“借孤松为己写照。”青松象征自己坚贞不渝之人格,众草喻指一班无品无节之士流,凝霜则是譬比当时严峻恶劣之政治气候,皆容易领会。唯“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两句,意蕴深刻,最是吃紧,应细心体会。一株卓然挺秀之青松,诚然令人惊诧。而其之所以特异,乃在于众草不能有青松之品质。倘园中皆是青松,此一株自不足为奇了。一位人格高尚之士人,自亦与众不同。其实,这也是由于一班士人自己未能挺立人格。若士流能如高士,或者说人格高尚蔚然而为一代士风,则高士亦并非与众不同。依中国文化传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都具备着挺立人格的内在因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人人都可以挺立起自己的主体人格。可惜士人往往陷溺于私欲,难能“卓然见高枝”。正如朱熹所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附录引)渊明少无适俗韵,晚抱固穷节,自比青松,当之无愧。最后四句,直接写出自己。“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寒柯,承上文“凝霜”而来。下句,陶澍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说得是。渊明心里爱这东园青松,便将酒壶挂在松枝之上,饮酒、流连于松树之下。即使不到园中,亦时常从远处来瞻望青松之姿。挂壶寒柯,这是何等亲切。远望松姿,正是一往深情。渊明之心灵,分明是常常从青松之卓然高节,汲取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庄子讲的“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分别见《庄子·大宗师》、《德充符》、《天下》篇),正是此意。“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结笔两句,来得有点突兀,似与上文无甚关系,实则深有关系。梦幻,喻人生之短暂,翻见得生命之可珍惜。绁者,捆缚也。尘羁即尘网,谓尘世犹如罗网,指的是仕途。生命如此有限,弥可珍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尘网中,失掉独立自由之人格。这种坚贞高洁的人格,正有如青松。这才是真正的主体品格。

  渊明此诗之精神境界与艺术造诣,可以喻之为一完璧。上半幅纯用比兴,赞美青松之高姿。下半幅纵笔用赋,抒发对于青松之知赏,以及珍惜自己人格之情怀。全幅诗篇浑然一体,实为渊明整幅人格之写照。全诗句句可圈可点,可谓韵外之致味之而无极。尤其“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二句,启示着人人挺立起高尚的人格,则高尚的人格并非与众不同,意味深远,极可珍视。《诗·小雅·裳裳者华》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只因渊明坚贞高洁之人格,与青松岁寒不凋之品格,特征相似,所以此诗借青松为自己写照,境界之高,乃是出自天然。

参考资料:

1、 吴小如.《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58-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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